新兴国家的全球竞争策略

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其“当地含量主义”政策转化为发展知识和创新的跳板，那么他们就能成为未来世界里最有活力、最繁荣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

　　作为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分析中一个有效分类，“金砖国家”尚是一个形成中的概念。

　　任何能够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获得成功的国家都不得不回答下列四个问题，而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来自自身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

　　其一，国家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其二，如何在一个互相依赖同时又饱受冲突折磨的世界中追求本国目标？

　　其三，如何因应数字经济？

　　其四，为达到目的，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事实上，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可以协调成员国的内外政策，形成合力，并进而在国际关系中施展更大的影响力。要达成这些目标，金砖国家则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其一，进一步超越拥有相似地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国家集合的身份——领土广袤、人口庞大、经济繁荣、潜力巨大，这些因素既可以对金砖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的活动起正面作用，也可以是分裂金砖国家集团的因素；

　　其二，在追求国家利益和理解世界运作上发展出更精妙的构想，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其三，建立正规和常态化的机制，将各国商务、社会、政府等各界精英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统一的国际事务议程。

　　不过，我们需要牢记至少到目前为止，金砖国家还不具备下列特点：

　　其一，金砖国家还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

　　其二，金砖国家既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也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其三，就人权、环境、国际和平、安全、贸易准则、在联合国或国际贸易组织（WTO）内的联合行动等问题而言，金砖国家只是在构筑共识平台方向上迈出了最初几步。

　　因此，金砖国家必须了解它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和精英赢得哪些东西，它们想为世界提供哪些东西，并从世界得到哪些东西。而人们也不得不质问金砖国家：

　　它们是否有一个权力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繁荣规划？

　　它们是否有一个名望规划？

　　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金砖国家的概念才能和应该如何建构未来世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

　　这几个伟大的国家能够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它们成功地适应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即，在一个就业成为经济成败关键因素的世界里，这些国家落实了多种可行的发展战略，帮助自身经济不断提供当地含量（local content）。

　　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再取决于它们能如何有效地适应世界经济，而是会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经济。这必然会使这些国家从成功的当地含量提供者（local content provider）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和创新枢纽。

　　竞争力冲突

　　当全球资本主义挣扎着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时，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发展潮流——即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纳建筑在所谓“当地含量主义（local contentism）”理念上的工业和贸易政策。

　　无论其起初目标是保护新兴工业、发展高科技，或者是建设成熟的制造业，这种做法正日益成为国家构筑其贸易和引资能力中最频繁使用的工具。

　　在全球层面，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所谓“货币战争”的范畴。汇率策略上的纷争只是一些辅助手段，而非决定性的战斗。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竞争力冲突”阶段。

　　为了抵消鼓励出口的汇率干预战略，许多意义模糊的“当地含量主义”伴随着各种防御性贸易政策发展了起来。当然，现在的“当地含量主义”和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很明显的不同。后者主要关注进口配额、关税壁垒等旨在保护“民族”产业的问题，而前者则十分看重外来投资，并在更大范围内将政府采购作为诱饵，用以吸引投资。总之，“当地含量主义”的关键在“当地”，而不是“民族”。

　　金砖国家成功的“当地含量主义”措施早已将自身与传统的排外性保护主义手段区分了开来，后者在20世纪曾折磨了各国的经济政策。人们不再谈论工业资产的民族化，就好像财富不再以物理形式表现，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才干或知识密集化过程中一样。

　　最近美欧国家也出现了显著地朝着“当地含量主义”运动的趋势。今年美法两国总统选举的主题不再聚焦自由市场，或是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转而关注创造就业等当地含量问题。

　　中国巴西比较

　　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是1978年以来其错综复杂、设计精巧的“当地含量主义”政策的产物：例如，其公私合作关系（PPP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成为了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跳板，国内（曾经）极度低廉的生产成本，进入世界最重要买方市场的特权，充满活力的商务外交（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中国贸易投资代表团分赴美国和欧洲）。

　　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度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产生了世界经济中实实在在的“日食”现象（即世界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编者注）。在美欧这两个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之外，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中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1971年的一场经济讨论会上，这个会议集中了大批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世界知名的战略学家和未来学家，会议的目的是预测中国和巴西的未来：

　　到2011年的时候，哪个国家的名义GDP总量更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哪个国家GDP总量的60％与国际贸易相关？

　　哪个国家会成为FDI的最大目的地？

　　在1971年，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南美巨人身处“巴西奇迹”的高潮，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那时，世界充满了对巴西的期待。而在同期，中国吸引世界关注的并非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而是其充满了问题的生产。

　　然而，即便现在巴西在世界上鼎鼎有名，而全世界也对新兴市场的潜力充满敬畏，但事实上，2012年，巴西、印度、俄罗斯三个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与中国一国相当。

　　那么在过去40年里，哪些事情促使中国获得了今天的突出地位？

　　中巴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巴西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一个“将指路灯挂在船尾”（有时甚至连灯都没有开）的历程，其发展缺乏引导；而中国则“朝着未来打开了指路明灯”。中国人认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它们制定计划，选择一个发展模式后，就坚持不动摇。而巴西并非如此。

　　中国决定在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上施展其权力和名望的影响力。它制订了一个建筑在对外贸易和吸引FDI基础上的国家计划。它推行并继续着计划生育政策，以增加国内储蓄和投资，后者总量约占中国GDP的50％。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巴西宏观经济失序，这等于在巴西经济字典中删除了“长期”一词。巴西民众也因经济失序而受损失。但这些损失并不能被看作是为“国家计划”做出的牺牲，因为那时候的巴西根本没有全国性计划。

　　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整合了公私部门合作关系、劳动法、廉价劳动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低税收政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而巴西却没有能够在过去40年里落实任何有助于发展其权力和名望的计划。

　　今天，巴西将国家发展计划和复兴计划混杂在了一起。巴西关注基础设施、港口、机场和道路的建设——这是过去追赶现在的举措。事实上，巴西正在寻求“进口替代式工业化（ISI）”的沉默复兴，或说ISI2.0。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改变国家经济依赖农业和矿业的DNA。

　　20世纪两个时期的增长——即库比斯切克总统治下的“五年跃进五十年计划”时代（1956－1961），以及“巴西奇迹”时代（1967－1973）——在很大程度上都是ISI的结果。ISI使巴西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也成功地将巴西转化成了一个以强劲的国内消费市场为服务对象的工业经济国。当然，汇率政策不清晰、工业垂直整合缺失，以及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也给巴西带去了ISI不受欢迎的两个“孪生姐妹”——通货膨胀和外债高企。

　　今天，ISI2.0很容易通过巴西国有企业、官办银行、大城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确认、追求巴西国家利益的做法来定义。ISI2.0是观察巴西各级政府如何在外国竞争面前保护本国企业，繁荣当地含量，运作政府采购的变量。

　　ISI2.0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继续维系高额进口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企业集团并繁荣巴西的战略产业（如中间品生产、软件、电子产品、汽车等）。另一方面，当本币被明显高估时，如果没有关税壁垒，巴西制造业贸易逆差将变得更为巨大。事实上，许多巴西人已经因为向外国进口商品支付过高价格而不满。

　　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ISI雏形，ISI2.0明显是“民族主义的”。不过，它也与时俱进地更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除了保护巴西企业，ISI2.0还号召企业“巴西化”，即鼓励它们挖掘巴西国内市场的潜力。巴西有一整套鼓励企业在国内创造工作机会的激励机制。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工具就是卢拉-迪尔马两届政府执行的、有力的政府采购政策。

　　巴西正在运作一个“盐下油藏对冲基金”。因此，未来30年里，发现新石油储备的乘数效应对那些有意投资巴西的企业来说将变得格外巨大，并促使其制定在巴西发展的长期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虽然全球经济危机仍在继续，但巴西仍吸引了650亿美元FDI，约占当年全球FDI总量的5％。

　　那么，现在巴西面对的都是好消息吗？也不全是。如果它继续将亟待改革的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和政治改革放在一边，那么巴西很有可能成为金砖国家乃至全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一个。巴西的ISI2.0计划也有其天生的弱点。在未来许多年里，这个计划都有赖于持续的、大规模的FDI流入。为了使各项工作顺利推进，ISI2.0还必须创造更短的学习周期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巴西的未来有赖于其各行各业的企业能够朝着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对巴西而言，将其富有创造力的民众引入一个充满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社会是最重要的战略。巴西今天的比较优势（生物能源、矿业、石油、盐下油藏开发）必须为建设明天的比较优势服务（不断扩展的研发、专利业、新产品、企业与大学的紧密结合等）。

　　从当地含量提供者到创新枢纽

　　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其他经济体“去工业化”问题，巴西、俄罗斯、印度有其自身考量。但它们至少应该通过各自版本的“当地含量主义”进行“再工业化”，以部分抵消中国的冲击。

　　以巴西为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FDI来源。农矿业是巴西的比较优势，中国对农矿产品的需求很自然地促进了双边合作，并将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物流、基建、飞机制造等）。

　　因此，巴西、俄罗斯、印度的企业家怀着对中国产品“潮水般”涌入本国市场的忧虑，也自然会欢迎各自政府收紧进口配额或采取其他进口限制措施。不过，这些企业家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没有过多的批评，他们更愿意批评各自过时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劳动法和财政法、落后的基础建设，以及过高的融资成本对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的损害。

　　因此， “当地含量主义”如今既是中国得以成为全球经济引擎的重要支柱；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抗中国超强竞争力的概念之一。

　　在全球化高潮阶段，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物流业、产业供应链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商品是来自“公司网络”的“世界制造”。但未来，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少地看到这样的“世界制造”，而看到更多来自单一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甚至在因“贸易立国”战略繁荣的中国，也不得不发展一个不那么依赖对外出口，而更多依赖内部消费的“当地含量主义”发展模式。中国政府、企业、消费者以购买者身份签署的合同将不得不更多地支持地方化的经济行为，以便为地方创造工作和就业。

　　然而，虽然“当地含量主义”能够在数年内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带去不小的利益。但全球经济将为此在效率层面付出高额代价。如果“当地含量主义”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赶超战略的一部分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控制跨境经贸合作的哲学，那么我们只能看到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失衡、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也将随之上升。

　　相反，如果作为金砖国家工业政策核心部分，当地含量只是用以保障各国企业能够公平竞争的杠杆，那么金砖国家作为全球竞争引擎的地位就能进一步稳固。

　　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其“当地含量主义”政策转化为发展知识和创新的跳板，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未来世界里最具有活力、最繁荣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室主任